布殊總統此次訪華,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對宗教自由的關注程度;包樂博士出版新書,代表著全世界20億基督徒與中國10億無神論者的對話。與此同時,北京家庭教會領袖蔡卓華一案三名被告遭當局重判,並在法院威脅下放棄上訴,辯護律師高智晟被勒令停業,河北、浙江兩省十多名地下天主教會神職人員被捕,家庭教會牧師張明選在布殊抵京前被遣送到河南……本報記者11月21日撥通了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前北京市委黨校講師傅希秋牧師的電話,請他就布殊、包樂此次訪問、以及中國宗教自由的問題發表評論——
傅希秋牧師您好!這一次,美國佈道家包樂博士到了上海和北京,參觀了一些三自教會,與一名政協委員舉行了一個新書備忘錄簽署儀式,也在缸瓦市教堂參加了他們的主日禮拜。他在接受我們的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有宗教自由,中國基督徒所享有的宗教自由比外界所想的要多。請問您對此怎樣看呢?
傅:這是非常片面的。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中國政府的片面宣傳所導致的。
缸瓦市教堂以前的牧師叫楊毓東,1994年的一個星期天,被北京民族事務委員會/北京市宗教局在教會裏當場宣佈停職,從此不再帶領聚會。那時一個叫華惠奇的弟兄問政府要説法,當場被警察抓起來扔進警車,師母上去爭辯的時候被警方推倒在地上,心臟病發作。
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是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權力組織,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宗教,而是為了控制宗教。到目前為止,他們還在替政府打壓家庭教會。
有沒有迫害,事實在説話。我們(對華援助協會)這裡有很多宗教迫害的第一手資料,這些事件不是發生在某一時、一地、或者一省,而是在全國範圍,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當局在新疆對基督徒施以酷刑,在湖南將中華福音團契的信徒蒙起眼睛綁到地下室,給他們灌葯,讓他們把教會領袖和儲藏聖經的地方供出來,河北有人因信仰而被判無期徒刑,等等。只是去了一個官方教會,聼了一場為總統精心炮製的講道,就説中國有宗教自由,這非常可笑。
缸瓦市教會是對外開放的窗口教會,用來展示中國有宗教自由。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做戲很有經驗。
有的民間人士認為布殊總統應該去家庭教會,您覺得呢?
傅:我也贊成。中國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基督徒都在家庭教會。官方給出的基督徒人數是1,400到1,600萬,家庭教會呢,一個韓國宣教機構通過實地走訪得到結論,大約有8,000萬基督徒。布殊總統沒能去家庭教會,很可惜。
這次包樂博士看了三自教會,覺得很不錯,他表示希望家庭教會都能到政府登記,公開地舉行禮拜。聽説在一些省份,家庭教會登記了,政府也不大管他們,可是為什麼有很多家庭教會還是不願意登記?
傅:這不是家庭教會拒絕登記。第一,我們要看登記會帶來什麼後果;第二,登記是否就能真正達到登記的目標?
家庭教會不是以社團的身份登記,而是要得到宗教局的批准。一旦登記了,就有可能處於政府嚴密的監視下,連講道內容也要送去審查。而且政府嚴禁任何在宗教活動場所以外舉行的宗教活動,比如説不能傳道、不能發聖經。這是違背聖經教導的。
西方政府,在税務上保護登記的教會。但中國政府今年3月頒佈了宗教事務管理新條例,有良心、有觀察的人士都指出,該條例是為了控制宗教、消滅宗教,而不是保護宗教。
這樣的條件下,也有試著去登記的教會,但也有很多因此留下拘留審查的記錄。比如雲南一家教會,申請登記了好幾年,最後當局説你們來吧,教會領袖都去了,結果全部被抓起來,以涉嫌參與封建迷信活動的罪名起訴。他們申請的文件原件、公證書什麼的都在我這裡。不僅沒有申請上,還落得被拘捕起訴的結果。
那麼您如何評價布殊總統這次訪華在推動宗教自由方面的表現呢?
傅:我的滿意度可以説是一半一半。我不懷疑布殊總統個人的誠意,但他在美國巨大的商業利益、國家安全、北韓問題、貿易順差等等的牽制下,對宗教自由的關注被掩蓋了。我們早前向他遞交了一份中國宗教自由逼迫案件的資料,希望他向中國領導人提及這些問題,但現在看來唯一的結果就是他在京都講話裏提到了「印刷聖經」,也不是直接提到蔡卓華的案子。
您剛才提到的缸瓦市教堂的例子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您覺得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在宗教政策方面有鬆動嗎?或者説有什麼改變?
傅:沒有任何寬鬆。近一年來還有加劇的跡象。包括對基督徒動用酷刑,我們有很多報告會一一公佈出來。
但説有什麼改變的話,他們在策略上是有改變的。中國政府從前對信徒的處罰比較任意,現在則以法制的名義,根據他們設置的各種法律、打著法制的旗號來逼迫基督徒。比如説你「非法傳教」、「非法出版」、「擾亂公共治安」什麼的。實質上是沒有任何的改變。
其實三自教會也好,家庭教會也好,基督徒對社會不會構成什麼危害。但是為什麼中國政府這樣懼怕呢?
傅:我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面臨巨大的社會危機時,一種缺乏自信的表現。
比如説目前蓬勃發展的公民維權運動,深入社會各階層、如同癌症一般的腐敗現象,(廣州)太石村村民自發希望民主選舉,等等,這些事情給政府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華惠奇、他的太太、張明選牧師、齊志勇——齊志勇的雙腿都不能動的,這些人對社會怎麼會構成威脅呢?張星水律師,一名良心律師,(當局)竟然大動國家機器強迫他搬遷。張明選牧師要去北京,專車把他拉回河南。這都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現,中國政府有一種危機感。
在中國,其他一些宗教好像沒有受到這樣大的壓迫,比如佛教、伊斯蘭教。
傅:為什麼呢?基督教和天主教可以説是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現代西方的權力制衡、法制、企業、民主等構想和理論,尤其是對腐敗的不容忍,都有深刻的基督教根源,這也構成了對中國當今社會的挑戰。
歷史上來看,中國宣教運動是由西方開始的。當時宣教士是唯一懂得中文的外國人,到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時候就當了他們的翻譯,由此跟他們染上了聯係。後來更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被描繪成列強的走狗。
其實西方宣教士對中國的現代化有舉足輕重、不可磨滅的貢獻。基督教的第一個宣教士馬禮遜、天主教的利瑪竇,在自然、社會科學、婦女解放運動等方面都為中國立下了赫赫勞,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刻意排斥他們,使很多中國人也受到誤導。
目前學術界已形成共識,對這段歷史要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共將這些宣教士與侵略者等同起來,是極其不負責任的。我們希望在中國能有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報道。
您從前在黨校工作,請問您是如何信主的呢?
傅:我進北京市委黨校以前,已經是基督徒了。我是在1989年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時候,讀到一本基督教的傳記,由此成為基督徒的。我當時想,怎樣能看到中國有實質上、而不是表面上的更新呢?只有擁有新的心。只有在耶穌基督裏面才有更新。靠學雷鋒,那只是一陣風,讓你積累自己可誇的勞,根本談不上是真正的愛。
您有在黨校工作的經驗,我想問一下,您認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否能實現?馬克思所講的理論聼起來也很美好。
傅:從1917年到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全世界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無不政治腐敗、民主破產。共產黨的弱點就是用虛假的宗教對人實施控制,這必然要破產。
他們想以「無神論的宗教」取代人本身的、上帝刻在人心裏的、追求上帝的良心。那是一種把物質界、暫時的、人與人之間、人與萬物、人與神之間的鬥爭作為基本方法論的意識形態,這在文革中得到了徹底的發揮。毛澤東説「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然而上帝本來創造的是一個和諧的世界。
那麼,基督徒該怎樣做,才能讓中國早日實現宗教自由呢?
傅:中國基督徒不能指望美國政府或中國政府的保護。因為宗教自由從天性上來講就不是靠保護來發展、或者靠行政來消滅的,從教會的歷史上來看也一樣:中國基督教經歷50年迫害,但基督徒人數有了一百倍的增長,從1949年的80多萬成長到現在的將近1億。
實現宗教自由,要從每個信徒做起,爭取良心自由、言論自由、傳播自由。而且,不管監獄的鎖鏈如何沉重,哪裏都是傳福音的禾場。張明選牧師被綁架後,當局派豪華轎車把他拉到河南社旗縣,每頓飯給他的都是四菜一湯。他今天早上被釋放了,出來以後跟我説,他學習但以理,一頓飯都沒有吃,但他不斷地向前來跟他談話的政府局長、科長傳講福音。結果那些人都非常尊重他,佩服他,還向他索要講道的錄像帶。如果多一些這樣的基督徒,中國的宗教自由就能得到提升。
不能指望美國政府、中國政府。中國基督徒自己要覺醒。宗教自由不是一個組織、一個政黨的賞賜,而是上帝賜予的、人天生不可剝奪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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