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启文博士表示,香港近30年的民主运动的调子多体现"民主人格",著重和平与理性,侧重体现理性对话、共同审议的程序以及宽容别人的精神文化。然而近几年香港的社会抗争渐渐出现另一种范式,从社民连三子议会的肢体抗争、八十后反高铁运动冲击立法会、追击民建联赞助的商台节目等等,均见抗争者不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正义的代表及随意指控别人动机,并出现更多破口大骂、聚众齐骂、针对个人及发动肢体性冲击等激烈而非理性的表达手法。
这种抗争不单出现在社会民主运动上,基督教内亦未能幸免。这包括去年2月中的"反宗教霸权游行"、今年4月信徒冲击港福堂事件,以及近期饱受教内关注、上月23日"回归基督精神同盟"冲击"全球祷告日"的事件等。
他相信后现代思潮能解释这种种的改变的部份成因,因此以"社会抗争与傅柯权力观——基督教角度的反思"来与大家讨论此议题。
他简述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绝对真理和价值,并认为真理是用以压迫他者的工具,将任何对人生与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释视为"霸权"。后现代主义大师人物傅柯更认为真理是权力建构而出,并且是权力的工具,用以压制别人。这样的权力出现在各种社会结构里,用以控制及压制人们,这些权力机关包括学校、教会、精神病院等等。一切"知识"与"价值"视为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工具,因此强调圣经真理和道德信念的基督教就难容于后现代思想,更成为斗争对象,如明光社持基督教道德价值立场进入公共空间时,难免成为一些团体集中对立的对象。
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等成为后现代拆解权力的方法,其中关博士特别提出"怀疑诠释法",指出这是后现代的思维方法,就是诠释别人的动机加以怀疑,并将对方定性用以反驳,例如认为宗教人士指出同性恋的问题的动机是要巩固其宗教势力,因此将其观点都视为语言暴力,并加以反驳。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脱离了理性,容易演变成对话的窒碍。
关博士带大家反思信仰。他表示,教会的权力与教论述的确难以分开,因此有需要反思有在何情况下是滥用了权力或真理,例如罪恶感是否会扭曲了信徒人格发展,会否令信徒形成"顺民心态",或造成"权威主义"人格等等。
他亦认为教会对社会的关心实在太少,甚至行好义、好怜悯亦被视为"搞事",因此认为教会必须先改变。但在表达手法上,他认为基督徒参与社会事务时应坚持用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手段,谦卑而不狂妄,接受多元社会里本身有不少难以消解的价值分歧,因此应尽量求同存异,不将对手妖魔化,亦不作教条或霸道的民主派。他又指出要谦卑,接受每个人对公义的理解都有错误的可能,因为自义是中断对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