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约翰(1824—1901)对西医传入中国有不少贡献。他是最早来华的传教医生之一，一生"战迹彪炳"：除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外，还设立了西医学校培养第一代"西医大夫"。他曾因西医不被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接受而被指为"巫术"。《时报》评述员丁刚认为他的"传教士的执著精神"是令他能在中国社会上生存原因之一。
《时报》称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 (1827—1916) "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在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校长，然而他对中国的影响更在于他曾在该校开学时在中外来宾面前向中国的孔子鞠躬致意。评述员李辉认为，正是这个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背叛神"的举动令他得以融入中国，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份子。
来自英国威尔士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1845—1919) 则在社会改革及文化层面为中国带来不少影响。《时报》评论员黄晴描述他"对晚清一代开启民智、睁眼看世界有重要影响"。他主持外国人最早在华创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20年之久，出版过十数种报刊，推动著名的"维新变法"。此外他亦被评为维新运动的"精神导师之一"，并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业、现代学校、宗教、赈灾、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影响重大，被国人视为"传教士大军在中国的正面代表"。
最后一位影响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为明恩溥 (1845—1932)，他来自美国公理会。《时报》评论员李辉对他赞誉有加："随著时间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愈加令人信服。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他对中国的贡献包括在1908年推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作为资助中国的兴学及资助中国学生在美留学资金，打开中国学生赴美的大门，帮助中国年轻学生走向世界，培育不少优秀人材回归贡献国家。此外他亦推动建立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可见他的影响不单单在教育上。评论员李辉认为他更影响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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