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緣在50年代中國三自運動開展時期，王明道及其北京基督徒會堂公開在教內公開抵制三自。他在自資出版的基督教刊物《靈食季刊》上發表文章《順從人呢？順從神呢？》、《我們是為了信仰》等文章與三自運動割蓆，表示「如果人的制度和權柄與神的命令相抵觸，那樣，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只順從神了」。此後三自官方刊物《天風》向他大加撻伐，在一年間與妻子劉景文雙雙以反革命罪名鎯鐺入獄。1955年他在壓力下寫了一份材料表示「同意出監以後，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被釋放，出獄後仍拒與三自運動合作，1963年再次入獄後他堅拒出獄，要當局還其清白才出獄，後在當局誘勸下出監，平反便一直不成央C
王明道案是三件案子的第一宗，他於1955年及1958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前後坐牢23年之久。出獄後他多次要求為反革命罪名平反，但一直未能如願，1991年含冤離世。1996年時其子王天鐸曾委託律師為其父平反被駁回，至去年年底，年已八旬的兒子王天鐸再提出申訴。
上海紹剛律師事務所的楊紹剛律師是接受此案子的律師，他去年12月18日在題為《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應立即平反》的律師意見書上指出，從法律視角分析，王明道與一些受牽連人士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罪名難以構成，他認為是「子虛烏有」，並形容為「中國近代基督教史上一大錯案、冤案」。
楊律師認為此案的歷史條件及背景促成了此案，指「五十年代中期，由於當初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極左思潮所致，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王明道反革命集團冤案的形成」。
他指出「王明道反革命集團」無事實根據，據當時的反革命條例，「反革命」定義包括煽動羣眾抵抗破壞人民政令的實施、或挑撥離間破壞政治上的團結，或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製造和散佈謠言者。但王明道顯然不屬反革命。
他又指，王明道不參加「三自」成為最主要的反革命罪狀，但律師認為「三自」既是基督徒組織的羣眾團體，應是自願性質，並不觸犯刑律，應屬「思想認識」問題，無關破壞政府政令，而作為基督教界神職人員，王明道以言辭文章反對「三自」屬「思想爭辯和神學學術的爭鳴問題，並非政治問題」不應該提高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敵我矛盾的政治高度來界定。
總括而言，楊律師認為「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並不能成立，認為是時候為此40多年前震驚國內外基督教的案件平反昭雪。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邢福增教授向本報表示早於80年代初王已想平反，但因妻子劉景文反對，只留下一批未刊的平反遺稿。邢教授將該批遺稿編成《王明道的最後自白》一書，由基道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王師母去世後，王明道曾提出申訴但不成央C這事在《最後自白》一書的附錄中也有提及。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反革命」冤案絕對是王明道的遺願。
邢教授在《革命時代的反革命： 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始末考》一文中記錄王明道在信中寫道：「我不知道閣下曾否聽説過一些有關我的案情，我的案情在一般中國人的眼中也酗ㄛO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在國內及亞歐美各國的基督教會內，卻是一件極惹起眾人注意的事。我從 1955 年 8 月 9 日到 1979 年12 月 29 日，兩次坐監共達 22 年零 10 個月。這件事情已在全國基督教會內被釵h認識我和廣大讀過我的書刊的基督徒們都認為是中國基督教會內一件極大的冤獄。
邢教授在書中指，王明道持續有「平反」的念頭。數年後，他在另一封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信中説：「近二三年來報上言論及政府措施較三數〔年〕以前大有轉變，我為此額手稱慶。近八年來，中共及政府已為许多冤案盡力平反。最不幸的是许多基督教會（包括羅馬宗、浸信宗及抗羅宗）中之冤獄，卻擱置下來，遲遲不予平反。」又指他的案情是「中國教會中極大的冤獄之一」。
被問及為何選擇在這時候為父平反，邢教授亦不知情。但曾深入研究王明道案的他認為其子王天鐸也屆八旬，認為他希望再試也是人之常情。
王明道在基督教內聲望甚高，甚至現時仍是不少「反三自」的家庭教會的精神領袖。事實上他被定性為「反革命」頭目毫不影響他的個人聲譽。就此邢福增教授認為王明道並不是為自己而平反，而是為因當年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受牽連的人。
在王明道的書信中亦有寫道：「政府為许多遭受冤屈的知名人士平反時，都為他們恢復了名譽。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監，名譽不但未曾受到損失，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榮譽。」
「有的人從來未曾見過我的面，只看過我的書刊，特別是那本《五十年來》。他們知道我的人生和我對神的忠心。他們知道我被捕坐監，完全是為了信仰。因而同情我，為我祈禱。還有人在我被捕後，在聚會中提議為我祈禱，竟因此被猶大的門徒所誣陷而被捕，判了刑，被誣為『走王明道道路的人』，為『王明道的代理人』。有的竟被稱為『王明道反革命集團的骨幹份子』。總之，凡與王明道有些關係，有些來往的信徒，免不了受人誣陷。
問及這事對大陸宗教當局會有什麼反應時，邢教授表示這是政治案，不是司法案，認為除非中央決定為此案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