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缘在50年代中国三自运动开展时期，王明道及其北京基督徒会堂公开在教内公开抵制三自。他在自资出版的基督教刊物《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我们是为了信仰》等文章与三自运动割席，表示"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此后三自官方刊物《天风》向他大加挞伐，在一年间与妻子刘景文双双以反革命罪名𨱍铛入狱。1955年他在压力下写了一份材料表示"同意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被释放，出狱后仍拒与三自运动合作，1963年再次入狱后他坚拒出狱，要当局还其清白才出狱，后在当局诱劝下出监，平反便一直不成央C
王明道案是三件案子的第一宗，他于1955年及1958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前后坐牢23年之久。出狱后他多次要求为反革命罪名平反，但一直未能如愿，1991年含冤离世。1996年时其子王天铎曾委托律师为其父平反被驳回，至去年年底，年已八旬的儿子王天铎再提出申诉。
上海绍刚律师事务所的杨绍刚律师是接受此案子的律师，他去年12月18日在题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应立即平反》的律师意见书上指出，从法律视角分析，王明道与一些受牵连人士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难以构成，他认为是"子虚乌有"，并形容为"中国近代基督教史上一大错案、冤案"。
杨律师认为此案的历史条件及背景促成了此案，指"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当初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极左思潮所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形成"。
他指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无事实根据，据当时的反革命条例，"反革命"定义包括煽动群众抵抗破坏人民政令的实施、或挑拨离间破坏政治上的团结，或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但王明道显然不属反革命。
他又指，王明道不参加"三自"成为最主要的反革命罪状，但律师认为"三自"既是基督徒组织的群众团体，应是自愿性质，并不触犯刑律，应属"思想认识"问题，无关破坏政府政令，而作为基督教界神职人员，王明道以言辞文章反对"三自"属"思想争辩和神学学术的争鸣问题，并非政治问题"不应该提高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敌我矛盾的政治高度来界定。
总括而言，杨律师认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并不能成立，认为是时候为此40多年前震惊国内外基督教的案件平反昭雪。
中大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长邢福增教授向本报表示早于80年代初王已想平反，但因妻子刘景文反对，只留下一批未刊的平反遗稿。邢教授将该批遗稿编成《王明道的最后自白》一书，由基道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王师母去世后，王明道曾提出申诉但不成央C这事在《最后自白》一书的附录中也有提及。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反革命"冤案绝对是王明道的遗愿。
邢教授在《革命时代的反革命： 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始末考》一文中记录王明道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阁下曾否听说过一些有关我的案情，我的案情在一般中国人的眼中也酗ㄛO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在国内及亚欧美各国的基督教会内，却是一件极惹起众人注意的事。我从 1955 年 8 月 9 日到 1979 年12 月 29 日，两次坐监共达 22 年零 10 个月。这件事情已在全国基督教会内被钗h认识我和广大读过我的书刊的基督徒们都认为是中国基督教会内一件极大的冤狱。
邢教授在书中指，王明道持续有"平反"的念头。数年后，他在另一封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信中说："近二三年来报上言论及政府措施较三数〔年〕以前大有转变，我为此额手称庆。近八年来，中共及政府已为许多冤案尽力平反。最不幸的是许多基督教会（包括罗马宗、浸信宗及抗罗宗）中之冤狱，却搁置下来，迟迟不予平反。"又指他的案情是"中国教会中极大的冤狱之一"。
被问及为何选择在这时候为父平反，邢教授亦不知情。但曾深入研究王明道案的他认为其子王天铎也届八旬，认为他希望再试也是人之常情。
王明道在基督教内声望甚高，甚至现时仍是不少"反三自"的家庭教会的精神领袖。事实上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头目毫不影响他的个人声誉。就此邢福增教授认为王明道并不是为自己而平反，而是为因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受牵连的人。
在王明道的书信中亦有写道："政府为许多遭受冤屈的知名人士平反时，都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名誉不但未曾受到损失，反而得到了更多的荣誉。"
「有的人从来未曾见过我的面，只看过我的书刊，特别是那本《五十年来》。他们知道我的人生和我对神的忠心。他们知道我被捕坐监，完全是为了信仰。因而同情我，为我祈祷。还有人在我被捕后，在聚会中提议为我祈祷，竟因此被犹大的门徒所诬陷而被捕，判了刑，被诬为『走王明道道路的人』，为『王明道的代理人』。有的竟被称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份子』。总之，凡与王明道有些关系，有些来往的信徒，免不了受人诬陷。
问及这事对大陆宗教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时，邢教授表示这是政治案，不是司法案，认为除非中央决定为此案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