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1世纪的普世宣教，华人教会应扮演甚么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邢褔增院长在香港差传事工联会会讯发文，透过2006年中央电视台首播"大国崛起"的电视纪录片对了解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发展有密切関系。
"大国崛起"是记录自公元十五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 俄国、日本、美国等相继崛起的过程，尤其西葡两大海上强国，乘着"地理大发现"，将其势力向东方拓展，并先后获教宗发出的"保教权"。规定，若不经葡国国王同意，任何传教士不得前往东方传教，葡人以外其他国籍的传教士亦须放弃原国籍，并成为葡萄牙的臣民。当时赴东方宣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亦遵从规定。
十七世纪，荷兰取代西葡地位，成为海上强国。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更占领台湾近三十八年，其间随东印度公司来台的传教士，也开始在岛上向原住民宣教。荷兰人向东拓展外，继而是英国、美国。后来中英因贸易和鸦片问题，须以战争解决，并签署《南京条约》，因此掀开中国大门，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令十九世纪成为基督教在华宣教的重要时代。
邢院长指出，我们不能否认，如果淡化、无视或回避欧美"大国"的扩张时代就无法促成海外传教运动，"伟大世纪"根本不能实现。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教会须面对的历史"原罪"与"包袱"。
不过他表示，尽管我们承认"大国崛起"的欧美帝国对外扩张与殖民历史的脉络，却不代表我们要全盘接受基督教乃帝国主义侵华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离开的传教士曾作出反思，他们承认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建基于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但坚信基督的福音是美善，而基督教须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忘记有藉著政治力量，否则不可实现上帝的国。
此外，亦有离华宣教士反省，传教士把西方模式强加在中国教会，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基督教的普世成分与本土因素有效结合，让基督教的表达既"普世"又"本地"？他们特别是对于传教运动与政治、与殖等关系作出了严肃的自我批判。
有评论预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崛起的"大国"，宣称"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邢院长结论："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普世宣教，华人教会该扮演甚么角色？也许，其中不应忽视的功课，就是认真从历史学习，避免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大国"与"宣教"的迷思中。同时，如何处理华人的民族优越感，平衡文化与宗教的关系，也是我们检视宣教与政治不可或缺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