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同蘇牧師回應對北京守望教會户外崇拜質疑之聲

近日，北京守望教會因遭當局逼迫而不得已露天在大雪中舉行户外崇拜，外間卻不斷有人指責其做法；一直關注中國家庭教會發展的劉同蘇牧師特別發表文章回應。

劉同蘇牧師的文章題為《做整個社會的守望者》。本身並非守望教會成員、亦不代表守望教會的劉牧師表明，自己僅是作為一位福音派牧師和基督教學者的立場來發表對事件的個人看法。這是出於對守望教會全體會眾及同工們的愛心，並顧及到其他有共同異象的主內朋友的。他一再澄清自己不是傳聞中守望教會的幕後操縱者，甚至未曾在任何事工方面與該教會有過同工關係。

對於外界指責北京守望教會行徑是爲了「搞政治」的説法，劉牧師表示不能苟同。他指出，户外聚會並非為了挑戰政府，也不是在「搞政治、搞權力鬥爭」，而是隻有一個目的——在逼迫中持守教會的日常崇拜。

事實上，不只是北京守望教會遭到非議，成都秋雨之福教會自今年6月初開始户外聚會以來也同樣受盡攻擊。劉牧師觀察到，除了少數出於明顯政治傾向的謾罵者以外，非議竟然多數來自教會內部（國內和海外的都有），使他深深感受到教會內部對於家庭教會的實況尚存不少誤解，因此他更有動力藉著守望教會事件來澄清有關事實與理念。

家庭教會無意挑戰政府 乃為遭剝奪的受害者

北京守望教會遭人質疑得最多的一點是「為何要以户外聚會挑戰政府」。劉牧師説，其實仍在繼續或曾經進行户外聚會，對於家庭教會本身亦是出於無奈之舉。他説，當局利用逼迫租屋的房東的手段，使一些家庭教會不得不從寫字樓搬出來聚會。

「沒有一個家庭教會主動跑到户外去聚會；是政府剝奪了家庭教會的聚會地點，家庭教會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於户外聚會。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劉牧師曾於10月18日與守望教會的牧者與長老會面，當時他們誠懇而焦急地申明「守望教會真的不願意到户外聚會」。他們將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在11月1日以前簽訂購置新堂的合約，但是兩次購置新堂的談判也由於一些部門的介入而不明不白地被終止了。這些清楚的事實和明顯的是非是明明地摆在面前的，「誰是侵權者，誰是受害者，這是依照簡單是非標準不難分辨的事情。」
另外，回應有人質疑為何教會不在購置新堂之前租賃聚會空間，劉牧師解釋，這是因為考慮到當局過去都是透過訛詐寫字樓的房東，使他們不得租用地方做聚會場所的，所以直到能購入屬於自己的地方來建堂，就得先踏實地在户外自由敬拜。

家庭教會户外聚會 為福音守住公共生活空間

劉同蘇牧師表示，這一問題正涉及了此次政府逼迫和以户外聚會形式反逼迫的實質。他具體解釋説，公園與寫字樓有共同的性質，即同為社會公共生活空間；而家庭則是私人活動領域。「從寫字樓到公園，雖有户外户內的區別，卻堅守了在公共生活領域裏面敬拜的權利。從寫字樓到家庭，固然都是室內，卻從公共生活領域退回了私人生活領域。」

「自2007年春天以來，北京警方不斷脅迫家庭教會退回家庭，其實質就是要將家庭教會趕出社會公共空間。此次全國範圍逼迫 所涉及的教會全都與公共生活有關，可見逼迫的實質就是要取消家庭教會在公共生活領域中活動的權利。家庭教會正在從社會的邊緣進入主流；教會在社會公共生活空間開展活動，是教會得以向整個社會傳揚福音的關鍵之一。」

他繼續説：「秘密地躲在家庭裏面聚會，對基督徒本身的靈命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影響，但是，卻肯定無法將福音帶給整個社會。在這個時代，上帝已經命定教會要將福音傳至中華民族的各個人羣，僅僅守在社會邊緣或者躲在隱秘地方是不可能完成這一使命的。在這個時代，上帝已經揀選了家庭教會作整個民族的守望者。福音不再是在邊緣區域悄悄傳遞的『小道消息』，而是在空曠明亮之地向全城喊出來的主流聲音。公共生活空間是最大限度伸展到整個社會的平台；守住了公共生活空間就是把握了通向全社會的最大通道。」

劉牧師接著以實際數據支持此點，説明家庭教會堅持在公共場所聚會的意義和重要性。2007年，他在北京家庭教會中進行的調查發現，在居民樓聚會的小型教會，新朋友的平均出席率從沒有超過2%；而在寫字樓聚會的大型教會裏面，新朋友通常高於 10%。他曾經試過在前往守望教會聚會的地鐵上，遇到了拿著地址找該教會的年輕人。可以説，「對於福音的傳播而言，『城』在山上還是在山下還是有區別的。」因此，守住公共生活空間是非常重要的，是為了福音更加廣傳。

政府幹預宗教 家庭教會被迫「搞政治」

針對外間指「户外聚會是不是在搞政治」的質疑，劉牧師明確表示，「守望教會以及現有發生過的家庭教會的户外聚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持守教會的日常崇拜。」若以中國文化習慣「政治等於權力鬥爭」的狹義概念來看，守望教會的户外聚會「沒有任何的權力要求」，亦即毫無政治含義。

劉牧師又指出，「户外」之所以不正常不是來自教會，而是來自政府。「教會所作的，無非是在不正常的外力壓迫下，以不得以的不正常形式維繫教會的正常日常崇拜。 此時的『正常』已經只能以『不正常』來維繫了。」

大部份中國人有這種觀念：「只要是來自政治權力的要求，我們就不能反對，一反對我們就是在搞政治」。劉牧師認為，在這種觀念之下，家庭教會就無法不被人定為「搞政治」。

「家庭教會從一開始就是以抵制政治權力的方式堅持了自己的聚會。其實，只要政治權力幹預教會活動，教會就已經與政治權力沾邊了。如果一和政治權力打交道就是『搞政治』，那麼在政治權力面前站起來維護自己權利的教會是主動地『搞政治』，而讓政治權力攆著跑的教會就是被動地『搞政治』。」

接著，劉同蘇牧師進一步説到，「政治」一詞還可以被廣義定義為「公眾事務與公共政策」。在這一意義上，政治就是全民的事情。公眾事務由全民參與，公共政策有全民決定，這是公民社會的本質。在這一意義上，哪裏有公共生活，那裏就是政治。

「只要超出家庭成員的眾人共同敬拜，就是一種公共生活，就是與公共政策有關的公共事務，就是廣義的政治。所有的家庭教會都是政治性（依廣義政治）的，都在參與公民社會的建立。非政治性的家庭教會只有一種，就是退出公共生活領域，退回到家庭自己的住宅並且將聚會人員限定為家庭直接成員。不過，那還是不是教會，就有疑問了。」

「基要派」提倡家庭式聚會 反自我邊緣化

最後，劉同蘇牧師指出目前所出現的一個有趣現象，即一些信徒認為家庭教會應當退回到家庭裏面進行小型聚會，退出公共生活空間。諷刺的是，這些所謂「最基要」的言論其實恰好吻合了中國當局針對家庭教會所採取的措施。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極力壓迫家庭教會，要將家庭教會逼回在家庭裏面的小型聚會。

他表示，從中看到儘管「基要派」主義的人提倡與政府對立，同時在潛意識中有一種假設：家庭教會只能存活於社會的邊緣。這一公眾潛意識是由於前公民社會的社會現實所塑造的，在那時的社會結構中，家庭教會的最大生存空間就只有社會邊緣。可是，如今隨著公民社會逐漸形成之際，家庭教會已經進入主流社會向整個社會傳揚福音。

劉牧師提出，「由於時代背景的轉換，導致了以前習慣那種場景對抗的雙方反而『不知不覺』成了無意識的共謀」。因此，他更加強調，十字架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只是我們需要調整自我，而非調整十字架，來回應時代的挑戰。

家庭教會合法化難 公開化卻為必然

目前，中國家庭教會公開化趨勢成為日益被人關注的話題。本月初，知名北京作家餘傑與四川學者王怡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表示，雖然中國家庭教會的合法化遙遙無期，但公開化卻成為不可阻擋的事實。兩人分別以自己所在的北京和四川一帶的一些著名家庭教會為例，如北京守望教會、方舟教會、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等，談到近年來中國很多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在未見官方准予合法化之際勇敢的走向公開的情況。當局的打壓反而推動了他們的公開化過程，透過法律訴訟、以及走上街頭敬拜等，都使教會更加公開化。

他們還指出，近年來不少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基督教信仰，他們用個人信仰推進社會公義的同時，也以公共行動傳播宗教理念，促使家庭教會公開化成為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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