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榭熙 (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多人都知道《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这出关于世界飞人李爱锐 (Eric Henry Liddell) 的电影，他在1924年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多面奖牌。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基于信仰的缘故拒绝在主日的短跑赛事，白白放弃了得奖机会。后来他转战并非他所长的中程赛事，却竟然奇迹地击败对手。他这种忠于所信的精神一直为后世称道。 至于后来他献身传教的事迹，就鲜为人知了。
婚后，李爱锐加入苏格兰长老差会，被派到山东传教，从事牧会与学生青年工作，造就了大批华人信徒。1938年日军占领山东烟台，当地英美侨民作为中立国公民暂时没有受到日军骚扰。但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就把占领区内的英美侨民视为敌人，把他们送到由传教学校改建而成的集中营。
集中营的生活困苦，英美侨民失去自由，终日挨饿。李爱锐与其他传教士家眷得到许多华人平信徒的帮助与接济，在晚上绕过围网把物资送到营中。据说李爱锐经常宁愿自己挨饿，把分到的食物送给年少的传教士子女。后来他患上脑癌，尽管身边不乏医疗传教士，他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而逝世。两个月后美军解放山东，但李爱锐已客死异乡，不能与在英国的家人团聚。
当时有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名叫柯喜乐（Norman H. Cliff），他来自英国驻山东传教士家庭，父亲是尽忠职守的牧师。这位老牧师在日军刚刚占领山东初期还能够自由探访信徒，与他们研究圣经，为日后更艰难的战乱日子做好属灵准备。不幸的是，当父亲离开山东时，却与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儿子失去联络。在李爱锐的丧礼上，柯喜乐负责擡著躺在木板上李爱锐的遗体。那一刻，望著李爱锐安祥柔和却因为长期为了照顾别人﹑吃不饱而消瘦的脸，生与死的问题一下子充满著柯喜乐的脑海，他向上帝祈祷说，如果能够安全离开集中营，他要把一生献为主用。果然，两个月之后，美军解放集中营，柯喜乐平安离开。之后，他被安排往南非，与在当地传教的父母相见，并在当地完成学业，委身事主。
柯喜乐先后在南非和日后独立的津巴布韦牧养教会，又经常到有华人聚居的地方传教，重拾与中国的感情。退休后返回英国，先在公开大学 (Open University) 完成研究倪柝声的硕士论文，再在白金汉大学 (Buckingham University) 完成关于山东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博士论文，在毕业礼上由已故首相戴卓尔夫人授予学位。得到学位后，柯喜乐继续为中国教会历史著书立说，并且组织英国教友到中国各地访问，与他父亲昔日的旧同工见面，重新建立中英二地教会的联系，他还向英国信徒介绍山东地区复兴的状况。
笔者第一次见柯喜乐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历史系的山东史专家狄德满 (R. G. Tiedemann) 博士的办公室内，那时是九零年代中期。当时柯喜乐跟我说，他刚在走廊碰到一个集中营的难友，就是当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专攻古代中国思想史的谭玛士教授（Paul Thompson）。谭教授出生自北爱尔兰传教士家庭，生于河北，与柯喜乐被关进同一个集中营。后来谭教授选择了学术研究，使用西方研究圣经的文本方法来考据先秦古籍，并率先在八十年代把中国古籍数码化，从而推广汉学研究，延续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葬身于山东集中营李爱锐、受感委身事奉的柯喜乐、钟情汉学研究的谭玛士，这些见证让人联想到西方传教运动对传教士后代有著深远影响。虽然1949年后不容回到出生之地，但他们没有把中国遗忘，当机会来临，他们就以不同形式延续那份中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