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陈剑光牧师日前在福音证主协会四十周年的讲座上指出，了解中国的宗教及基督教时不能脱离中国国际间局势及社会的变化，而作为境外基督教界的香港教会亦要寻找适切的空间。
中国和香港命脉相连，香港视中国人为同胞。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教会成了香港教会服侍的重点对象，对大陆教会源源不绝地送上人力、财力及信仰资源。无论是对国内三自官方教会或是非建制内的家庭教会，均热心提供神学教育、牧者培训、牧养材料及金钱等资源。
除此以外，亦在医疗、扶贫、办学、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上积极出力。但随著近年来中国崛起，特别是经济方面国力增强，国策、社会环境都有巨大转变，教会本身亦建立起"中国特色"，信徒数字发展迅速，教会形态各式多样，香港人到内地所作的事工渐渐不符合国情，甚至与现实脱轨。
香港内地事工与现实脱轨
陈剑光说，在中国内地事工不是宗教自己的议题，无论想建校或做慈善工作，都要客观去看，不要抱"主观的幻想"。
他提到大陆在教育的资金投入近十年来培增，十八大亦强调要在医教老贫上投入大量金钱，目的是稳定社会。换句话说，若港教会在国内作山区扶贫等项目，可能未完成便已被政府拆卸或取缔："我们做的事情很落后，政府一投放进去我们就会被比下去。不要以为中国很穷，我们常常在很多地上方看到贫穷的方面，因为我们想要扶贫。所以以选择性眼光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只选择我们想看的事情，所以我们便看到很多。"
那么如何掌握中国教会的需要呢﹖陈剑光指出不能凭感受去看，而且要从中国领导层考虑的观点去"看大局"："依我看，中国的政府或新的领导是怎样看现在的局面，包括中国的内政，还有对外的事情。……不要以为教会很大，或以为宗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能很大，可能不大，可能他不么理会，可能他很重视我们重视的事。"
他又说："我们关心教会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感受，但中国政府是如何看待教会呢？整个中国的动态是怎样呢？因为中国的教会不能脱离中国的宗教。中国宗教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不能脱离中国现在在国际的地位。"
宗教在中国大局只是"小问题"
在他看来，在中国领导层眼中的宗教问题是"小得不能再小"。他指出，中国面对的挑战危机重重：日本越南亚太海权、朝鲜核武、美日联盟、东北亚国家关系不稳、石油供应危机、西藏新疆问题、内债、房地产、通胀、贫富差距、贪污、民怨等等。内外忧患令中国领导人焦虑不已，因此国策对外采取自保并施展软实力、对内维稳、加速城巿化及提高社会服务。在最高领导层眼中，宗教并不是什么要务或大问题。
陈剑光指出十八大洋洋万字的报告中，提及宗教的部只有十多字，"换句话根本不在日程上，这个跟本不是他们关注的地方。但医疗和养老的就提及到很多，宗教就只有十几个字。"宗教在政府眼中主要能达到外交作用，只要和谐平稳便不管什么家庭教会，甚至有非法制的自由空间。但当然若破坏和谐则会喊打。他说："故此在中国，宗教在中国大局只是小问题，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宗教不能够抽离为会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教会，因为放到无限大，但教会不能够离开社会，你要明白在中国社会中教会的位置是如何。宗教永远是在中国中依靠政府，中国以宗教达到政治目的，不要有幻想，很现实，中国是最现实的政府，不要讲什么意识形态，讲实用主义。有用就可以，没用就算了，顺昌逆亡。"
从十八大后的国家宗教局2013年的工作计划看，新疆和藏族的宗教管理以及佛道二教的管理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并且重视将佛道二教的软实力推行到海外，在此投放大量资金。对基督教只强调要以"和谐、奉献"为主题深化神学思想建设，根本无新政策可见。
陈剑光牧师小结说，中国的宗教的情况基本上没有根本的改变，无论你是怎样去看待都好，一定要配合党国大方向的实务去看，而且在维稳的大前提下给予宗教非法制的自由，即是"只要你不把他搞乱，你做什么他都不理你；你不要要求什么法律的事，因为他不会给你白纸黑字，只要你不搞乱他的政策，让他管理，你就会得到非法制的自由"。
宗教软实力
但另一方面，报告中提到的外交性质的宗教活动却有不少，包括土耳其伊斯兰文化交流活动，并有印尼、马尔代夫、汶莱、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部长来华访问，目的是做好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此外今年5月习近平亲邀请到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来华访问，是建国以来首次邀请到国际级的宗教领袖来华访问，促进中俄友好关系，借以联俄抗美。
基督教方面，今年9月在中国举办的"中美领袖论坛"以及在台湾举行的"两岸基督教论坛"则都是政府统战工作的重点。回顾去年中韩建交廿周年纪念之际，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受邀访问中国基督教两会，其主任李永勋牧师更受邀于今年1月在杭州崇一堂证道。
纵观以上，中国与海外宗教团体、特别是台湾、美国、俄国及韩国之间国际政治动态的交流特别值得留意。陈剑光又说，宗教在中国政府内其实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他只当软实力的其中一部分。软实力包括传统中国传统宗教——佛道，将之推向海外成为中国品牌标签。而在外交关系影响国际交往之下，宗教往往就是被用作外交。
海外基督教团体仍有不少空间
他认为海外基督教团体在内地有很多空间，例如中国社会重整下，教会可以在社会公义和民权方面分享经验。此外从宣教的向度向看，中国早已有批准摩门教徒出国向海外宣教的先例，而基督教亦大可弃掉偷偷摸摸的做法，尝试从正式渠道福音出中国。
他说："其实中国正在改变，改变得很快，深圳香港化，而旺角则深圳化。所以我们要接受这种变，中国也变得很快，中国适应得很快，只是我们抗拒这种变罢了。香港以前是一个向导的角色，无论是宗教或是社会我们有一些经验，在八十年代我们经常教导内地人，内地人也会来港学习。但后来慢慢我们转为桥梁的角色，让海外有很多资源藉著香港进入。再后变成平台——就是令大家能有实现或共融的空间。"
他不讳言香港可能会慢慢退为被帮助者的角色："我们不要经常想著要帮助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要只顾做英雄。……中国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是衰微的，我们要接受现实。我们经常以为香港是无限大，香港教会有无限力量，有上帝保护。但按比例来说，内地的多元化、复杂化和中国发展的模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反而我们要自问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认为中国是一种很大的问题，整个国际中我们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要看国家的整个发展。"
他最后说，要看看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以致我们再自问有什么空间，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值得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