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2月4-5日舉行的國際宗教自由峯會（IRF Summit）上，關於如何通過結合貿易與人權議題，改善國際宗教自由狀況的討論成為一場分會的重點。這場分會討論了美國如何利用外交手段和貿易槓桿，推動包括中國在內的「特別關注國」（CPC），改善宗教自由狀況。
此次峯會在華盛頓特區舉行，彙集了全球宗教自由倡導者、政策專家及美國政府官員，分享各自的經驗與觀點。
美國通過《國際宗教自由法》（IRFA）確立了「特別關注國」（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CPC）的制度，旨在對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施加壓力，促進其改革。自1998年通過該法案以來，美國政府每年都會發布包括中國在內的「特別關注國」名單，以此作為國際宗教自由外交的重要工具。2023年12月，國務卿宣佈的最新CPC名單再次包括中國、朝鮮、伊朗等12個國家。
結合貿易與人權，推動宗教自由
在峯會的一個分會中，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的高級官員帕特裡克·哈維（Patrick Harvey）指出，宗教自由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組成部分。他強調，外交手段在推動全球宗教自由方面的關鍵作用。他表示，雖然美國已經有諸多外交手段，但必須更有效地將人權與貿易議題結合，才能在國際上施加更大的壓力。
哈維進一步指出，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NGO）在推動宗教自由方面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通過及時報告和反饋，NGO可以幫助美國政府更精準地瞭解中國及其他國家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的具體情況，並推動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任皮耶羅·託西（Piero Tozzi）回顧了美國歷史上通過貿易手段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的經驗。他提到，在1994-1995年，克林頓政府曾通過「傑克森—瓦尼克修正案」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問題掛鈎，並且每年都在國會舉行辯論，推動中國釋放政治犯。但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並獲得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美國失去了這一槓杆工具。託西強調，現在美國必須重新審視如何結合貿易與人權，創造新的施壓方式。他建議美國在與中國等國家的貿易談判中，應將宗教自由作為一個關鍵條件，利用這一點迫使中國改善其宗教自由狀況。
哈維對這一觀點表示支持，認為將宗教自由作為貿易談判的一部分，不僅能為美國政府提供更多外交籌碼，還能迫使中國等國家做出具體承諾，從而推動宗教自由的改善。
「精準制裁」：以人物為目標的施壓
會議中提出了關於「精準制裁」的觀點。帕特裡克·哈維指出，盡管被列入「特別關注國」名單的國家會面臨制裁，但有時僅僅將某個國家列入名單或在《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公開其問題，就已經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哈維説：「我們在發布《人權報告》後，經常會收到相關國家大使的電話，詢問如何改進。」這表明，即使沒有立即實施制裁，公開揭露問題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政策工具。
然而，斯蒂芬·施內克（Stephen Schneck）指出，「特別關注國」名單雖能有效揭露問題，但在實施制裁或帶來實質性後果方面仍有不足。他建議，美國國會應在外交政策討論中提高宗教自由的地位，並將其納入經濟、軍事等其他領域的政策決策中。
皮耶羅·託西進一步提出了「精準制裁」的概念，他認為與其對整個國家實施全面制裁，不如針對支持打壓宗教自由政策的具體官員進行制裁。他表示：「在中國的案例中，我們應該避免對國家高層領導人實施制裁，而應聚焦於那些支持壓制宗教自由的官員。」這種精準的制裁措施不僅能夠對關鍵人物施加壓力，避免對普通民眾的負面影響，還能有效促使中國政府內部的決策者感受到國際壓力，從而推動其調整政策，改善宗教自由狀況。
Nadine Maenza提出「綁定協議」推動宗教自由
Nadine Maenza，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主席，提出了一項創新性提議，旨在通過與中國等國家簽訂「綁定協議」來推動宗教自由的改善。她建議，若每個被列入CPC名單的國家都需要簽署一個「綁定協議」，確保其在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步驟改善宗教自由和人權問題，這將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外交工具。她以巴基斯坦為例，提出美國可以與巴基斯坦政府簽署協議，要求其釋放被指控褻瀆罪的囚犯，廢除歧視性的宗教法律，並取消強制性宗教身份自我申報的要求。
Maenza還建議，美國政府可以通過設定一段時間的協議期，激勵這些國家採取改革措施。如果它們同意進行宗教自由改革，則不再被授予CPC地位。通過這種方式，既可以避免全面制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又能激勵國家通過自我改革，創造更加積極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