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执政当局的压力下，余杰于今年1月11日携家眷由北京赴美，现旅居大华府。现旅居大华府的余杰日前随张伯笠牧师纽约布道巡回之际专门拨出时间接受本报的专访。上一篇文章中，余杰分享了自己的信仰历程与未来的服事计划，详情请见：余杰弟兄专访一：走进公共空间 用笔见证福音
在四十分钟的访谈的第二部分，余杰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见解，回应围绕《中国影帝温家宝》与《刘晓波打败胡锦涛》的非议。
余杰的政论、时评一贯以语言犀利、敢言著称，他对中国政治的弊端有诸多不留情面的批评。由他编著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与《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更把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受到很多海内外华人的非议。余杰对政教关系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基督徒不能对政治保持沉默与淡漠，不能主动自绝于公共领域之外，基督徒的信仰价值在政治的领域也要得以彰显。
记：您发表过不少政论和书籍，比较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影帝温家宝》以及最新出炉的《刘晓波打败胡锦涛》。那么，您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民主斗士，还是一个神的仆人？
余：我觉得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当然，我承认神不是呼召每个基督徒都要关注民主、自由与宪政这些议题，但是神一定会呼召一部分人去做，所以教会对参与论政的基督徒应给与尊重和认同，不能批评和排斥。
在我看来，很多教会、牧者犯了割裂圣经、断章取义的错误，本来是因为胆怯和冷漠，不愿对社会公义和人权的问题发声，还非议、排斥参与论政的基督徒。比如，有一些北美华人教会不敢和我公开来往，有牧者、长老私下里向我解释说："我们教会要到大陆去做一些工作，若和我来往恐怕会使他们的工作受损失。"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但我认为教会不能用偏颇的神学观念来批判那些敢于评论政事的基督徒。
记：您刚才提及参与民主运动也是神对您的呼召，那您依据什么这样确信？神是给您特别的启示还是透过一些事情给您印证？
余：我在国内这么多年特别是在方舟教会所走过的路程都是神一步步的带领，神迹奇事一直伴随著我。包括我们有自己聚会的地方，制作自己的基督教刊物，还有我在执政当局残酷的逼迫之下依然能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神的带领，如果不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记：不少人对您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与《刘晓波打败胡锦涛》颇有微言。在您看来，这些书除了揭露当前中国政治的黑暗、对当权者进行批判外，对基督教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作用？
余：我认为揭露中国政治的黑暗，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跟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必然相关的。因为宗教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和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不是割裂开来的。其实，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基督教组织也有出版报刊、书籍的需要，当局不可能只赋予教会内崇拜的自由，而剥夺教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以，只有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使中国成为民主宪政的国家才能保障中国人民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才能营造有利于教会及福音工作自由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然，我不会强求每个基督徒都做这样的工作，但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有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不会特别在乎一定要有多少教会和基督徒去理解我、支持我。实际上，纵观基督教二千多年的发展史，上帝总是呼召一部分人走在前面推动社会政治的变革，就像当年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掀起的宗教改革也影响到政治层面，推动了欧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最终使基督教各宗派与天主教获得同等权利和地位。
记：发动宗教改革并非是马丁路德的初衷，他当时只是期望就天主教一些神学教义和信仰上的偏差和教廷深入地讨论。可以说这是一种体制内的改革。
余：虽然如此，但宗教改革运动有如野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回顾历史来看，宗教改革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政治上的大变动，这完全超过马丁路德起初的预想。
记：华人教界有一些声音指出，批评统治者的黑暗、向当局争取信仰自由的做法都缺乏圣经的支持。
余：并非如此。耶稣洁净圣殿就是典型的例子，我觉得耶稣所做的比我还要激进千百倍。因为我只是写文章批评当局，而耶稣身体力行的去做。
记：依我个人来看，耶稣洁净圣殿乃是对当时犹太教世俗化的行动回应，这都是信仰的层面。很多牧师认为，无论耶稣还是保罗都没有针对罗马政府的残暴统治、奴隶制度进行公开批评。
余：我不这样认为。耶稣确实对当局的黑暗统治提出了批评，只是祂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的黑暗统治。
记：由于您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敢于在那些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上发言，使您成为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回到《中国影帝温家宝》那本书所引起的争议话题，华人教界有声音指出，您有很多恩赐，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可以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养、文字工作以及家庭教会合法化、公开化进程贡献巨大力量。但您编著的《影帝温家宝》等于把自己推向和政府的对立面，最终导致您被驱逐中国，给您在中国的服事情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有人认为，您如今不能回到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您过于激进的言论所一手造成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余：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可笑，藏在这种观点背后的是胆怯。他们不去谴责加害的一方，反而指责受害的一方的错误。就好像某个貌似中允的人，指责一个被歹徒欺负的少女说，"谁让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他不去指责歹徒，反倒过来指责受害者，这是什么逻辑呢？因此，我觉得这种说法缺乏最起码的是非善恶与公义的判断。
当然，我也不敢保证我对中国领导人的评论都是正确无误的，我也不认为我所写的政治评论的观念都得到圣经的支持，基督徒会犯错误，我也会犯错。但我的言论无论在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还是中国宪法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内，都应该受到保障。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评论有误，可以公开提出批评。在西方国家，一个知识份子用非常尖刻的语言批评政客甚至国家元首是屡见不鲜的，为何放在中国就变得不正常了？这不是说批评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制度有问题。
总之，我认为你提出的那些批评我的说法是站在暴政一边，站在强者一边的。这和基督教精神不相符的，耶稣是站在弱者一边，站在受逼迫的人一边的。
记：您在纽约几所华人教会分享自己的见证时曾提及会努力藉著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传达出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神的慈爱、公义和宽恕。但另一方面，您未来依然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政治评论以及社会议题的探讨，这些时政批评的文章比较容易彰显出公义，但您如何透过这类文章表达出爱和饶恕？比如您编著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与《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也可以传递出基督徒的爱和对仇敌的宽恕吗？
余：在基督信仰里面，慈爱和公义要有一个平衡，比如说我在写《刘晓波传记》时，我就专门用一章谈他的"我没有敌人"的理念。这个理念背后是刘晓波对基督教精神价值的吸收。尽管刘晓波还不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他离信主仅有一步之遥。其实，在我看来，刘晓波在很多基本的观念上与基督教理念很贴近。比如他提出的"我没有敌人"的理念中，就表达出对那些作恶之人的宽恕。当然我也可以站在基督徒的角度去饶恕那些动手打我的人。
尽管如此，那些贪官污吏以及作恶之人也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因为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基督徒不鼓吹仇恨和报复，主张爱仇敌、宽恕他们，但他们也不能因此逃避法律的审判。我觉得对待历史伤痕的态度上，可以学习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做法。在一次关于种族隔离期间屠杀事件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在对犯罪者进行审判的同时，也特赦了忏悔者。但特赦的前提条件是知道真相，知道罪犯是谁，这样的宽恕才有意义。换言之，只有揭开真相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我觉得未来的中国转型时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