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教會領袖之一的劉同蘇牧師在面對本報記者的專訪中，首先介紹了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是近十年中國教會的第一個特點，也可以説是在過去十年來中國福音運動與之前相比的一個顯著變化。可是，他同時強調「雖然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是主導，但是並不是是福音運動的全部。」
劉牧師認為，當下福音進中國有三個基本進路，第一是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第二和第三則分別是農村傳統家庭教會和民工教會。目前這三條進路都跟中國近十年來的都市化有密切的關係，受到都市化的影響，並且伴隨著都市化的進程，福音也會藉著這三條進路從中國的中心城市廣泛地擴展到各地的城鄉鎮之中，屆時福音才算真正在中國這片神州大地上普傳。而在這三條進路中，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是主導，特別是北京的家庭教會；伴隨著都市化的進展，鄉村的家庭教會也會再次復興；而民工教會則對前兩支進路的未來都影響深遠，他甚至警告説「忽視的話會帶來沒落。」
新興城市家庭教會「從上到下」陸續影響全國
劉牧師一一介紹這三條進路。他説，第一條是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它已成為中國福音運動和中國家庭教會的主導力量，這是一條「從上到下」的進路，因為現在中國都市化是「越大的城市影響力越大」，走向也是「從上到下」——從大型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小型城市、再到地方城鎮縣城、接著是農村。
他解釋説現在中國「所有的文化潮流都是這樣的走向」。比如，外在所流行的髮型和服飾等，其源頭是上海，然後按著「從上到下」的次序慢慢的流傳開來。而北京則是內在的文化流派的中心，無論是從何處發源的各種文化流派，最終都必要通過北京的文化圈進而影響到全國。因此，影響的模式仍然是大型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如此一層層影響到全國，而其中越大的城市其影響力越大。
北京、上海家庭教會崛起 神已把福音放在都市化源頭
應用「從上到下」的模式用來觀察當前的中國教會的話，即可看到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就是沿著這樣的路，現在進到了北京和上海」。劉牧師介紹説，幾年前北京的城市家庭教會開始崛起，北京和温州才逐漸成為了福音在中國兩個並行的城市基地。如今，北京也有後來居上之勢，比温州發揮著更明顯的主導地位，福音的城市基地中心從温州轉化到了北京。另外，上海雖然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與北京相比較晚，但近兩、三年也已經有「巨大的變化」，「有跟上來的步伐」。
劉牧師指出，福音在北京和上海的復興對福音在中國普傳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兩個城市都是中國整個都市化的源頭，都是都市化層層影響中最大的中心城市，發揮著最大的影響力，可以説是塑造現在中國文化的兩個源頭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福音化，意味著中國整個都市化的源頭已經得著了，也將是福音反轉整個文化的源頭。最大城市的得著，也就是神已經將福音放在文化的源頭。看水流的話，如果上游受到污染，整條河流也會被污染，而淨化河流也得先淨化上游。現在神已經將福音的中心設在了中國文化的源頭上面。」
30年來中國福音中心的三次轉移：河南與安徽—温州—北京
劉牧師指出，自文革之後的幾十年裡面，中國出現了三次福音中心的變化。最開始即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福音的中心是在河南和安徽，當時這兩個省都有很多傳統的農村家庭教會興起，他們帶領了當時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若分析這一階段的特點，他們的影響方式可以形容為「勞力密集型」，傳統的農村城市家庭教會聚集了很多人，教會也主要用「家長制」的方式管理，靠一個很屬靈的魅力領袖將一個大型團隊建立起來。
80年代後期，中國的福音中心轉到了温州，其影響方式可以説是「資金密集型」，温州龐大的基督徒企業家的力量對教會幫助很大。劉牧師描述，一方面靠著當地企業家的錢，一方面還有通過外地對「技術骨幹」的派遣，即派一些牧者和專業人士來當地植堂等等，即「我們（企業家）出錢，你們（教會同工）來植堂……」
現在，中國的福音中心已經由温州轉向了北京。北京所發揮影響的方式可以稱為是「智能密集型」，即靠著北京教會對教會發展經驗和範式的總結，然後通過到各處講授這樣的模式來影響各地的發展。
劉牧師説：「這個時代很有意思，不是靠人、也不是靠資本，而是靠範式。」而這樣一個很大的優點是脱離了依靠人力和資本的限制，大眾可以就範式進行拷貝和仿效，成為「大眾參與型」，可以大大地促進植堂。
河南和安徽：中國的耶路撒冷—温州：中國的安提阿—北京：中國的羅馬
為了更清楚地説明福音中心的三次轉變對於中國的福音化深遠的意義，劉牧師用比喻説：「和早期教會比較的話，如果説河南和安徽是中國的耶路撒冷，温州則是安提阿，北京則是中國的羅馬，是中國整個文化的最高點。」
他進一步解釋説，耶路撒冷是「在落後的地區有強勁的生命傳播」。中國自文革之後，福音運動從河南和安徽的傳統的鄉村家庭教會開始，就如當時在耶路撒冷一般。接著，福音到了安提阿，不但是猶太文化與羅馬文化之間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向外邦傳福音、福音在外邦文化傳播的開端；而温州就是發揮著這樣的角色，代表福音在中國「從農村文化到都市文化中間的轉折點」。而現在福音的中心從温州轉變到北京的意義深遠，「北京是中國的羅馬，是整個文化的最高點，當福音傳道羅馬時，意味著整個羅馬文化、希臘文化被基督化了，而現在中國文化也是如此。」
劉牧師説，現在很多文化的課題包括一些最尖端的富有挑戰的話題進入到北京的教會裡面，如果教會能夠很好地作出回應，就可以對主流文化產生影響。
北京和上海模式 在未來中國教會中相得益彰
具體到北京城市家庭教會的進展，劉牧師介紹説，北京城市家庭教會已經完成了「初始的爆炸期」，他引用物理學的定律來解釋説，「任何一個事物產生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初始速度來引發，才能夠脱離原來的狀態來發展」，比如宇宙大爆炸也是如此，先有一個迅速的初始速度引發爆炸之後，接下來的是迅速擴展。回頭看北京的教會也是如此，北京教會的迅速擴展大概是在2003和2004年，在這兩年間北京出來了很多家庭教會，當時信徒裡面的初始熱情和完全摆上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今，雖然北京教會還在飛速地發展，但是最初為著一個新方向的熱情和完全摆上的頂點已經過去，「現在已經定型了，出現了關於教會的範式、理論的基本思考，這也標誌著北京教會的初步定型」。
上海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開始的時間比北京的晚了八年、九年，不過最近這兩、三年也有「巨大的發展」。上海比北京晚幾年發展的原因，據劉牧師分析，「這是與兩地不同的文化特徵有關」。為什麼福音的中心曾是温州和北京呢？温州的文化中有著明顯的冒險精神，「被錢迷住是冒險賺錢，被神迷住則是冒險傳福音」，温州還善於模仿，「冒險和模仿，不管成不成我先搬來」，所以成為了當時的福音中心。而北京是「思索和探討型」的，它是一個「原創文化的中心」，是「很多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聚集思考，希望嘗試對文化回應」，這也使得北京首先嘗試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模式。而上海的文化則是「務實」的，「這事你沒有百分百的把握你是不會去的」，這就使得上海在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之路上比北京晚了幾年。雖然如此，兩個城市都對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以及中國福音化影響深遠。
「北京教會和上海教會各有各的用處，北京是開創性的、宏大的、轉換的、創造的思維，上海是一個務實的思維，都會發揮效力的，會在未來中國教會中會相得益彰的。」劉牧師表示，雖然先鋒者在開創性上非常重要，但是畢竟先鋒者屬少數，最終的普及和流行還是要效用。温州和北京作為先鋒者可以開創，但也需要上海摸索出效用型的模式。劉牧師介紹説，現在上海教會正在使用北京模式，並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改變和調整。
2050年九成人居城鎮 全中國福音化的終點站
劉牧師接著從整個中國的角度出發，介紹第一條進路「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在整個中國的走向，表示這個進路已經過北京，現在已到達了很多大型城市，不少城市都借鑒和使用北京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模式。他説，自己常有到中國各個地區不少城市的家庭教會中，如果發現當地使用的是北京新興家庭城市教會的模式，即説明當地教會已對時代作出回應。現在整個來看是「東興西衰」的情景，東部很多中等城市的教會都在使用「北京模式」，特別是在長江三角洲，温州也開始使用「北京模式」，但在西部的話，「北京模式」只是剛剛影響到一些大城市比如成都、西安，而再往下面的中小型城市則少有被影響到的。不過，他表示，如西安和成都等是當地重要的樞紐城市，也會陸續擴展到整個地區。
伴隨著都市化的進程，福音也將會在中國普及。劉牧師舉出一個都市化定量的指數，在1990年之前大約只有3%的國人居住在城市，可以想像當時在城市居住的人很少，那個時候説起「城裡人」也是感覺很不一樣，因為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生活是跟城市沒有關係的。現在，這一數字已提升到35%，並且預計到本世紀中期，將大約有90%的國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鎮，「也可以説幾乎所有人都變成都市人了，最起碼在空間感上」。
劉牧師説，屆時這90%的人當然不會都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很多是居住在基層城鎮之中。「什麼時候福音的浪潮波及到鎮和縣，那中國就算是福音化了，那就是中國真正普傳了，因為到時候90%基本都是在城鎮了。」
那麼距離這樣的遠景還需要多長時間呢？劉牧師坦言，他也不知道，不過他表示「中國教會的發展很多時候打破我們眼界的」，相信神會帶領這一發展，這是一個真正中國福音普及化的遠景。
隨福音普及基層城鎮 農村家庭教會將再興起
除了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之外，第二條福音進路是農村傳統的家庭教會。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它也受到很大的影響，變得衰弱了。劉牧師分析説，因為都市化，很多農村的年輕人進城打工，使得過去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主力流失，傳福音的主力也流失，加上農村家庭教會在教會結構、神學思想、牧養方式上的缺陷經不起城市家庭教會的衝擊，這都是造成明顯的衰弱趨勢。可是，如果農村傳統的家庭教會改變態度、積極思考的話，會不一樣的。
他表示，剛開始城市化的時候，農村傳統的家庭教會沒有做出回應，所以使得不少信徒流失，但是「看到流失就是流失，如果看成是差遣就是祝福——差遣就是去城市傳福音了」。如果負面的對待這些進城打工的信徒們，看他們像「逃跑者」，那麼會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他們也不敢再回來。如果農村的傳統家庭教會改變態度，把進城打工的信徒派遣到城市中傳福音，那麼「不僅可以幫助城市的福音運動，而且可把先進的模式引回來」。
劉牧師還説到，未來伴隨著都市化，當福音在鎮和縣興起的時候，這些傳統的家庭教會會再次復興，因為他們最接近這些地區，所以他並不覺得傳統的家庭教會將會沒落下去，「還會再興起」。
民工教會：城市教會和農民教會忽視的話都會沒落
第三條進路是民工教會。劉牧師介紹説，表面看上去好像民工教會和前面的城市教會、農村教會都有關係，但其實從源頭上説並非如此。民工教會大多不是因為城市教會或者農村教會自己主動做民工羣體的事工而組成的，而是民工羣體自發的。不過，「雖然起源上和前兩支沒有關係，但是和前兩支的發展有關係。」
民工教會對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發展很有影響。劉牧師舉出一個統計，現在城鎮中居民中60%是第一代進城的農民，換句話説，現在住在城市裡面的農民其實多過傳統的城市人。而第一代進城的農民真正的角色還在更後面，因為這些第一代人出生和成長於農村，即使現在在城市打工，將來也不一定居住在城市裡面的。劉牧師曾在這些農民工當中做過口頭調查，發現90%是打算將來回到家鄉的。可是，一則因為回去的話已沒有耕地，另外加上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的不可逆轉性，這些從城市回來的農民工很難變回農村人，他們屆時只能返回在縣以下的城鎮。這批農民工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重大的文化改造力量，帶來新的技能、消費方式來影響當地；而當中若有些信徒以前曾在城市的教會得到培養，他們回到城鎮時就有一個文化優勢和信仰優勢。
「他們的角色就像今天的海歸一樣，我叫他們是『城歸』。比如海歸説，美國人星期天不是吃喝玩樂的，美國人是去教會的，美國發達的力量背後是信仰，這讓很多想學那個先進文化的人知道原來裡面最重要的是信仰。將來這些『城歸』也會發揮這樣的作用。」
劉牧師稱這些「城歸」是「空降兵」、「先遣隊」，「大的福音浪潮還沒有到這些城鎮的時候，他們已經先在那裡等著了、先建立了陣地。雖然他們沒有直接處在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中，但是他們在城市中時對於新興的牧養方式、教會結構等都觀察過，或者共同經歷過，對他們回去以後建立這樣的教會有很大的幫助。」
正因為對於未來的深遠影響，劉牧師提醒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要重視民工的事工。他曾經告訴過一些北京的城市家庭教會説：「如果你不做民工教會，你就不要做城市家庭教會，民工現在佔城市居民的60%，你的教會不做民工、去掉這一塊的話，就不是做全部的城市事工。」
而且，劉牧師指出，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要做民工事工的必要性還是由基督服事他人的榜樣決定的。「第二個是因為主的生命是唯他的，你只是在小圈子裡面的話，那就不是真正的教會。現在知識分子的教會有名並不是真正的成熟，什麼時候才是真正的成熟呢，是很多人去做民工教會、弱勢教會的時候。否則你不要做城市教會，如果那樣的話，你是一個俱樂部呢，還是一個有生命的教會呢？」
民工事工對於農村傳統的家庭教會未來的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眾多回鄉的民工們將會成為他們未來的生力軍。很多發源於河南和安徽的傳統家庭教會，如中華福音團契、穎上團隊等也早已抓住都市化的機會，在很多城鄉結合部和民工中建立教會，他們不但沒有在都市化的進程中沒落，反而完成了轉型。
劉牧師再強調，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和傳統的農村家庭教會都需要看到民工事工的重要性，「如果你們不能跟這民工力量聯合的話，這兩個進路都會沒落的。」
劉同蘇牧師談中國家庭教會現狀系列報導
（一）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成中國福音運動主導力量
（二）中國福音化從都市至農村 各類家庭教會的角色與互動
（三）中國家庭教會當下面臨的六大內外挑戰
（四）中國家庭教會深度談：温州、北京和上海
（五）中國家庭教會深度談：天津、厦門、成都及江浙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