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魏教授開宗明義引述了馬禮遜的一句話，「在我不能，但在上帝都能。」開始了當天的演講，兩百年來西方宣教士不辭苦勞、前僕後繼地來到了中國，並在這片土地撒下無數的熱血、眼瓷A以及他們的生命，而身在現今的我們，回顧過去看到了當日撒下的種子。
中西文化搭橋樑
這部分可以説是「無心插柳、柳成蔭。」1782~1834在華期間，馬禮遜在回英述職的兩年中，在英國創設了當時首所華文學校，他也成為首位華文老師，而戴德生的岳父台約爾也是那時候的學生，也因為有感馬禮遜的作為，於是立志學習印刷，來華並從事聖經、及福音單章的印刷。魏教授明言馬氏的工作對中國文化的傳承、發揚有極大的幫助，恰如《馬禮遜與中國文化論稿》中所談論的。
魏外揚教授表示，過去「漢語」與宣教策略兩者是密不可分的，而宣教士對於中國文化的輸出、與西方文化的輸入有著重要的作用，不僅增進了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促使福音在中國本色化/在地化，諸如：理雅各、傅蘭雅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傅蘭雅更與徐壽在上海更創立了「格致書院」。
據悉，馬氏亦曾把他在華收集的一萬冊叢書運回英國，希望激勵當地學子們投入漢學的研究，足見他對中國文化的重視與認同。
全人關懷展新頁
昔日，宣教士在華創設了醫院、學校，乃至教會，魏教授坦言，這使得「中國」有了新的眼光，看出超越文化的盲點。他坦言馬禮遜晚年僅有幾個華人信徒在旁，但是在他的墓碑文中，卻刻有「百年後，必有百倍增長」的字句，據悉，1934年左右在華的基督徒約有數十萬人，但至今有近四千萬的信眾，足見他對中國未來的信心。
而馬氏的另一貢獻，就是著手翻譯華文聖經──《神天聖書》，這本1819年完成、1823年首刷出版的聖經己有一百八十多年，據悉，當時馬氏翻譯聖經共歷十二年、參考近二十四本譯本，見足他到中國福音事工的熱愛。
另外，魏教授亦談及教會大學的興起，而當中赴美習醫的石美玉回國後，在中國成立了婦女會、並積極推動婦女教育，他強調，「真正的教育是愛、付出與奉獻。」
至於醫療傳道方面，伯駕(Peter Parker)、合信(Benjamin Hobson)、雒魏林(Willian Lockhart)、胡美(Edward Hume)及嘉可頌(Arthur Jackson)等都是先鋒人物，當中英人合信出版了首本中文醫學課本《全體新編》──介紹人體解剖學、又如雒魏林創設了協和、仁濟和博濟醫院，而在當時反教基地湖南長沙，「耶魯在中國」差會宣教士胡美就在當地設立醫院、學校。來華不久，年青有為的劍橋大學學生嘉可頌亦在一次防疫中染病去世，那時方才27歲。
最後，魏教授強調，神揀選了他們作為我們的榜樣，而歷史也是在前人的犠牲中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烽火歲月見真情
近代中國史，可謂峯火不斷，但宣教士卻沒有以此退縮，甘心留在中國與華人同甘共苦，在二十冊的兒童繪本中，魏教授指出當中有不少的宣教士都經歷戰爭。
他以〈南京方舟〉魏特琳的故事為例，一生超過一半的時間都奉獻給中國，其在金陵女子大學任教期間，保護學生、難民免於日軍的蹂躪，「如果能再活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因為中國是我的國。」更見證了她對中國人民的愛護，在她的回憶中，更揚言「烈士的鮮血是教會的種子」，正是她一席話使得教會在中國人心中佔有一席之地。
魏教授總結道，豐盛生命中充滿信、望與愛，「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而現今中國大陸，雖然仍是共產國家，卻出版了不少宣教士的書籍，也豎立了宣教士的紀念銅像。
演講結束後，林治平教授補充，「基督教是『真實的故事』」，在整理這些宣教士的圖片中，不僅看見了他們的生命，信仰也得到了更新。他強調現今的宣教已經世俗化，宣教的意義，應該是真正對生命、乃至另一個生命的認同，以及上帝永恆旨意的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