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四百年前传教方式仍啓迪后人（下）

续：利玛窦四百年前传教方式仍啓迪后人（上）

中西间文化等交流：促国人更多了解到西方背后信仰因素

中西文化交流深远来看，可以帮助国人们更好的了解西方，并且了解背后其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力，对传教的作用不可低估。曾是北京大学学士毕业、中国科学院硕士，后在2000年蒙恩归主之后担任哈该国际领导力培训学院讲员的于明捷教授，谈到近年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归主的现象。他指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是"随著中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先从资金、技术与市场，到管理；再从管理到市场经济制度；进而到政治体制的反思；以及政治制度背后的文化与信仰因素。"

可以说，中西间的文化等交流与互动是促进国人更好的了解基督教的途径。在中国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很多内地机构与媒体希望传达对未来中西之间有更多文化交流的渴望与期盼。

陈季冰说："当代中国正站在五千年历史中的两次『双重突破』的交会点上：我们既面临著制度性的突破，又面临著思想文化的突破。秦汉体制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但其文化内涵是从中华文化中自己生长出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心性，但没有对中国的制度造成明显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著双重改变：不仅制度需要突破，文化也有待重建，而这种『双重突破』中都有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子。"

杨义教授亦在上海世博会之前，透过利玛窦四百年前的文化交流来看对现在中西交流的啓示："利玛窦由此率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上已开始文艺复兴的『陌生的另一半』的新鲜信息，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震撼，使之成爲介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盏遥远的雾中灯。灯光虽然裹在雾中，但还是值得回忆、回味和沉思。站在今日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回眸400年的漫漫长途，难道不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文化啓示录吗？"

利玛窦中国传教实践中的其他经验

二十多年辛苦的在中国传教的实践，也让利玛窦总结了自己的不少经验。虽然四百年后中国的情况已很多不同，但这些经验之谈或许对中国传教的事工仍旧有一些啓迪的作用。以下是传道报导中所提到的利玛窦传教经验和感受：

在另一本书──1980年的《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中，史景迁对利玛窦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1601年，利玛窦获得居住在北京的殊荣。利玛窦与中国的学者讨论天主教教义，巧妙地指出其中的许多主旨均在儒家经典中有所体现。他的博学和正直终于使多名中国高级官员皈依基督教，并得到准许把更多的耶稣会士带到北京。

利玛窦在日记中提到，他一点一点地努力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举例说，中国的骄傲在于他们发现自己远比周遭的蛮夷之国更优秀，却不知还有更高级的事情，例如基督教以及钟表等利玛窦亲自带到中国的外国技术。（《华尔街日报》）

利玛窦经常提醒会友注意：在中国，"笔"的力量难以估量，"写书起到的作用要胜于语言"。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著他的著作显出生命力，而这也正是他坚持进行文字工作的力量根源，使得他能够以文会友，与人共同著书。其中首推他与徐光啓的合作。

利玛窦明白，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比较随便，而且相当实际。无论什麽教，有用就信。"当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砸毁这些神像。他们也像这样敬礼魔鬼，希望魔鬼不要加害他们。"

很多年来，利玛窦一直以爲，要在中国传播福音，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认可。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获得诏书的努力只是徒劳的。只要万历默许他们住下，也就等同于默许他们传教。"中国的政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生活，慢慢开教，不必急于获得皇帝的允准；经验告诉我们，官吏多次上书反对我们，想把我们驱逐出境，但是我们仍然安全地在中国居住。……"（1609年2月15日的书信）

无论如何，利玛窦的事业已经向前推进了不少。一方面，天主教的影响逐渐在知识阶层中扩散开来，这爲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营造了适宜的传教气氛；另一方面他在各省的官员朋友成为了一些根基不深的教会的保护，以不至于被伤害和摧毁。他说，"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中国的朋友成了教会的主要保护人。"

直至160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大约达到了2,000名。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从北京发出最后一封信："我已年老，深感疲倦，但健康尚佳而有雄心，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的工作虽然辛苦，遭受此起彼伏的磨难，但已日渐好转。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爲这块园地太大了。但这些传教士务必有耐心、有学识，因爲这里的百姓都是修养有素的有识之士。"（《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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