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在中国大陆发展家教会模式的必要性

作者：杨彰兴

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家教会运动兴起，为普世基督教及宣教事工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说到"家教会"，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然而，虽然两者主要在家庭聚会，但彼此间仍有很多的差别。六年前，我在纽约史德顿岛开始了华人家教会，经过这些年来的摸索和实践，对家教会的理念及其运作积累一定的经验。随著时间的推移，我更加确信发展家教会乃是神的心意，因为家教会已在世界各地点燃复兴之火，成为使万人作主门徒的通道。

中国大陆被公认为今天福音最兴旺的地方，据说平均每天就有3万多人归主[1]，基督徒人数按最保守的估计来算有6000多万，亦有人说1.3亿，这2个数据谁对谁错，其实很难彻底理清，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空前的属灵复兴。然而我们同时还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教会复兴的背后亦有衰退的迹象、各样的挑战仍制约中国教会的发展。因此，如何带领中国教会持续的健康发展，成为海内外华人教会共同思考的一个主题。

与此同时，我在纽约推动家教会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亦深思在中国大陆发展家教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令我惊喜的是，无论是政治、经济、牧者与教育资源、还是教会传统来看，家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中国是推行家教会运动最好的土壤。我深信，家教会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的教会，亦能助其化解各样的挑战，保证中国教会持续的健康发展。

为此，我将透过本文浅析在中国大陆发展家教会模式的必要性，希望给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带来启发，并引起大家的重视，反思教会未来的发展蓝图。

家教会是初代教会盛行的模式

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家教会，其实家教会幷不是新兴的教会模式，而是初代教会盛行的模式，新约圣经中教会的模式就是家教会，而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家教会是开始于马其顿腓立比的吕底亚家中。历史告诉我们，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罗马帝国一直把基督教视为"非法的宗教"，更不准教会拥有自己的财产。因此，新约圣经时代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信徒都在家庭聚会，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将教会专业化为止。

家教会≠小组教会≠中国家庭教会

一些人把家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小组教会混为一谈，虽然它们在一些形式上有相似点，但在结构上仍有很大的差别。我先前在接受基督日报的专访时，深入谈及家教会的理念及其运作方式（欢迎读者朋友浏览相关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再过多谈及。简言之，今天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虽有"家庭"之头衔，但与初代教会盛行的家教会模式不同，而我在这里所分享的家教会，正是回归初代教会的模式。所以，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若要突破各样挑战保持复兴的火焰、承担宣教大使命，就必须回归到初代教会的模式——家教会的模式。

在此，我将根据家教会的鲜明特点对照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内外环境的现状，总结出在中国大陆发展家教会模式的必要性及其优势。

政治层面：家教会模式将外在压力降至最低，营造最安全的教会发展环境

与传统教会不同的是，家教会人数增长至12人以上时，我们要进行分殖，使每个家教会的人数保持在6至10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聚会人数变多就开始变得不自然，很难充分建立关系，彼此的沟通也减少，逐渐失去它原有的吸引力。所以，即便家教会成员感情非常亲近，可一旦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在原家长的带领和培训下，一个新的教会应按照原则分殖出去，开始自己的聚会。教会分殖后，继续邀未信的朋友来，幷带领他们信主，待人数再增长至12人以上时，就再分殖成两个家教会，然后继续邀未信的亲友来。可以说，这种"乘法式"倍增结构的家教会具有更强大的成长潜能，其增长和发展速度远超传统教会。而且研究世界基督教会繁殖运动的知名学者David Garrison指出，"几乎所有的教会繁殖运动都经历过家教会的阶段。"[2]

不仅如此，家教会模式对宗教自由受限的地区的教会来讲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将外在的压力降至最低，营造最安全的教会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起初由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政府视为非法的宗教，经常会受到政府的逼迫和打压，所以新约圣经时代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信徒都在家庭聚会。而家庭的空间有限，再加上为避免引起外人的注意，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在每个家庭聚会的人数幷不太多。

根据目前中国的宗教政策，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或多或少受到限制。虽然现在中国愈来愈开放，宗教环境愈来愈宽松，甚至亦有知名的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提出家庭教会公开化与合法化存在的异象。但说到底，无人能把握中国未来的宗教政策宽紧程度的走向。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宗教环境下，家教会无疑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教会模式。

就安全的层面来讲，一般情况下，家教会由于将人数给予限制，因此，家教会运动可以持续保持低调，很大程度上能避免政府的监视，在不引起人注意之下快速增长。另外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宗教环境确实有很大的进步，这点是不容置疑的。据未公开的可靠消息，30人以下的家庭聚会，政府基本上不会干预。这样看来，家教会的模式无疑是最安全的。反观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家庭教会，已走向传统教会的模式，他们主日聚会的人数已多达几百人、甚至是上千人，个别家庭教会还买楼建堂，无疑给政府造成压力。中国家庭教会走传统教会模式的做法，势必导致"自找麻烦"的情况出现。

不过，我要再次强调一点，家教会不是为了让教会减少"麻烦"而故意将人数给予限制的，家教会之所以限制人数主要是出于教会增长的缘故，正如前面所讲，这种回归初代教会的家教会模式更利于教会的增长，所以在西方国家的家教会聚会人数也都不多。但对于宗教自由受限的地区来讲，家教会模式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同时，又营造出安全的发展环境，可谓是一石二鸟。

经济层面：家教会模式零开销，助中国家庭教会卸下经济的包袱

众所周知，金钱成为传统教会的植堂与宣教运动一个明显的限制因素。他们需要大量金钱才能拓展事工。比如购买一块土地，租用或建造一座特别的建筑物。此外，还需要金钱购买座椅、音响、投影仪等设备。

相比下，家教会则没有这种问题，家教会不用花什么钱，可以说是零开销。家教会在家庭聚会，所以无需购买或租用礼拜堂。所以家教会不存在教会租金、维修、建堂，同工支薪等问题，而且奉献方式也更加自由，以确保有限的金钱真正用在福音工作和社区关怀上。再以史德顿岛家教会为例，为了避免快速增殖后金钱流向的纷争，同时减少家长管理金钱的负担，史德顿岛家教会本身选择不收奉献，也从不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但我们鼓励家教会的弟兄姊妹直接把金钱奉献到有需要的地方。

当然，家教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家庭聚会，信徒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办公室、咖啡厅或者户外空地聚会，只是对聚会的人数给予一定的限制。

因此，就单单从经济的层面来讲，家教会零开销的特点对于中国家庭教会非常适用，可以帮助家庭教会卸下经济的包袱，更快的发展，把福音更快的传播开来。

前面提及一些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分享家庭教会公开化与合法化存在的异象，个别家庭教会甚至开始筹款建堂。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中国宗教政策会有多大的改变，但我们先抛开宗教政策的因素不谈，我认为，即便政府允许家庭教会建堂，家庭教会最好还是不要走建堂的老路。因为，建堂会给中国家庭教会造成经济的负担，制约其发展。

我们先借鉴西方传统教会的建堂历史。今天，很多欧洲和北美的大教堂聚会人数寥寥无几，教堂沦为游客的观光之地，或者破产被贩卖，令人惋惜。再看美国的华人教会，很多教会建堂后背负著沉重的债务，对福音工作力不从心，甚至不少教会建堂完成后就因产生争执而分裂，值得我们反思。

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不要走西方传统教会建堂的老路，毕竟教会不等于教堂，教堂建筑对教会来讲幷不是最重要的，幷非只有去教堂才能敬拜神。不要忘记，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代下6：18、徒17：24）。此外，结合中国当今的国情以及宗教政策，相比传统教会模式，家教会更适合家庭教会采用。

我们从新闻可以了解到中国大陆的房价一直攀升，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不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很多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在我看来，即便中国政府给家庭教会建堂事工大开绿灯，家庭教会亦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建堂工作，即便或有建堂的，势必背负巨债，从而拖累教会的发展。

我们先算一笔账，假设中国大陆有1亿基督徒，家庭教会信徒按总数的2/3来算就是6000多万。那么，在中国大陆到底建多少个礼拜堂才够6000万信徒使用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房价成为天价，建一个礼拜堂花费不菲，一般的家庭教会无力承担。至于内地城镇和农村，虽然房价相对较低，但信徒因收入微薄而无力建堂。即便或有成建堂的，但是中国每天信主的人数大增，再大的礼拜堂很快又人满为患，建堂之后还要再次面对加建、扩建的问题，之后又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换句话说，无论家庭教会如何拼命建堂，教堂依然拥挤、不够用，教堂拥挤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然而长此以往，建堂势必会分化家庭教会开展福音工作的精力。

另外，倘若中国家庭教会选择传统教会建堂的模式，还要面临财务管理的问题。但家庭教会一直不被中国政府所承认，因此不能在银行开设自己的户头，如何妥善管理信徒奉献的金钱，必将成为大家心头上的负担。倘若金钱管理不善，恐怕会引起纷争。而史德顿岛家教会本身零开销，也不收奉献，从来不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快速增殖后金钱流向的纷争，同时减少教会管理金钱的负担。倘若中国家庭教会采用家教会的模式，金钱管理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使弟兄姊妹不必为财政管理的事分心，能专注在福音的工作上。

牧者层面：家教会人人皆祭司，改变中国教会"牧者荒"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最大的挑战是缺乏牧者，据基督日报报道，中国大陆牧者与信徒的比例是1比1万多，由此可见牧者极度缺乏。海外华人牧者同工对此纷纷献计献策，有人主张发展网路华语神学教育，亦有人深入大陆开展培训的工作来解牧者荒的燃眉之急。而家教会以"人人皆祭司"的原则减少对牧者的需求，从而有助于中国教会走出"牧者荒"的局面。

正如我先前在接受基督日报专访时所谈的那样，一般而言，大部分参加传统教会的人是属于会众的角色，即20%的牧者同工、信徒辛苦地做所有的工作，而80%的信徒只是被动地参与，这样一来，太多服事的担子压在少数人身上而让他们疲于奔命。而家教会主张"人人皆祭司"，从一个家教会建立开始，每位弟兄姊妹都被鼓励参与服事，大家没有么所谓的平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区别，家教会给每位弟兄姊妹提供操练服事的机会，让大家在服事中学习、在服事中成长，这也是耶稣培养门徒的方式。由于家教会操作简单、易学、易行、易传，所以我们尽量鼓励参加过几次以后的弟兄姊妹带领聚会中（包括带领敬拜、信息分享以及探访等）等各项服事，让每位信徒都成为神的祭司。这样一来，家教会80%的人服事20%的人（初信主的人或初来家教会的信徒），即便没有牧者，家教会能依然成长、发展。

神学教育层面：家教会的模式更合乎中国教会的发展需要

无论是中国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不可照搬西方传统教会的模式——即建立自己的礼拜堂、聘请从正规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因为西方教会的模式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可行的模式，是没有出路的。既然如此，何必一定要朝著这个方向努力呢？总之，中国教会要找出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在我看来，家教会模式就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首先，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中国大陆建礼拜堂是非常不现实、不可取的，无论从宗教环境，还是经济因素的考量，建堂绝不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出路，反而会限制其成长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教会模式下，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教会牧者缺乏的问题。因为，按照西方教会的标准，一个合格的传道人，一定要毕业于正规的神学院且获得相关的学位。若按此标准来看，中国1亿基督徒，需要建立多少个神学院才能培养出足够牧养他们的传道人呢？美国有一个统计，据说一个牧者最多只能牧养400个会众，若会众太多，牧养的品质会大打折扣。为此，我们暂把一个牧者牧养400会众的情况来计算，若要很好牧养1亿个中国信徒，就至少需要25万个传道人。倘若平均一所神学院每年能培养100个传道人，那么至少需要建立2万5千家神学院才能培养出25万个传道人。倘若如此，建立2万5千所神学院，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金钱和师资呢？其实，建1个神学院比盖1个教堂更困难，因为神学院要买地建校园、盖图书馆、教室、宿舍、食堂、还要聘请神学教师、购买教学用具和神学书籍。中国地皮、房价猛涨，建立1所神学院所花费的金钱犹如天文数字，然而比金钱更难逾越的挑战是师资！神学教师和牧者在中国教会同样是最缺乏的。根据基督日报的报道，中国基督教协会副秘书长包佳源牧师早前在纽约分享中国基督教教育现状时直呼，"在中国建立神学院真的是太难了！"目前，中国20所神学院（三自教会的体系）在校生有2千人，往届毕业生1万人。先不谈神学生及师资的素质，就数目而言，中国教会在短时间内绝对不可能培养出2万5千家神学院和25万个牧者。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转换一下思维角度：对于中国教会而言，神学院是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信徒只有获得神学院的学位才能牧养好教会呢？从近几十年中国教会的发展来看，以上的答案均是"否"。其实，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大革命给整个中国教会造成空前的压力，即便官方的三自教会也不能幸免。可以说，相比今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教会更缺少神学院、更缺乏牧者、海外教会的援助更少，而且宗教环境充满了挑战，但是中国教会不但没有衰退，反而迎来了属灵的复兴，让我们看到神在中国施行的奇妙带领。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即便没有大教堂、神学院甚至是专门的神职人员，中国教会依然可以飞速发展的。眼下，即便我们投入所有的力量，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足够的礼拜堂、神学院和专职的神职人员，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要回到神面前寻求祂的指引和带领呢？在我不断的祷告和读经过程中，我发现初代教会盛行的家教会模式给中国教会的未来带来一片曙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担心教会若没有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牧者会走偏，东方闪电就是一个常被提起的例子。但让我们看看今天世界各地的异端中，有多少异端是来自中国大陆？其实算来算去，大部分的异端是出自宗教自由的国家和地区[注3]。另外，一般的神学院对于神学生灵命上的培养往往不够理想，而且太过于引导学生追求学术上的进步。所以今天很多西方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神学生往往不适合教会的需要。我曾听一位牧师讲，从美国的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中，最后仍坚守服事岗位的只有20%，换句话说，80%的神学毕业生不再作福音的工作了。这个数据也暴露出当今神学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倘若今天的中国教会一味跟风效法西方神学教育的模式，恐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设立了足够的神学院，所培养出的传道人也不一定适合教会的实际需要。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留意到一个现象，今天的美国，差不多的近一半的传道人没有上过神学院，虽然他们没有从正规神学院拿到学位，但是在教会、工场上也很好的服事。另外，中国著名的基督教领袖王明道[注4]、倪柝声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注5]，宋尚节虽上过神学院但没有读完就中途辍学[注6]。这些例证不是在否定神学院的价值，而是要表明一点：传道人不一定非去神学院才能传福音、牧养好教会。

相比之下：家教会注重信徒每日的灵修幷为每个弟兄姊妹提供在服事中操练信仰机会，让每个信徒都成为小祭司。可以说，这种装备方式是最接近耶稣教导门徒的方式，是简单、省时和经济的，要比直接去神学院受装备往往更实用。将来，待家教会人数增长且新的教会分殖出去后，仍有很多可以独当一面带领教会成长的信徒，因此在家教会的模式下，可大大降低"牧者荒"给教会带来的影响。

我深切的觉得，中国很难通过西方神学教育的模式培养足够"质与量"的传道人，而西方神学教育模式幷非是培养传道人的唯一出路，因此中国教会有必要回归耶稣教导门徒的模式来培养出适合自己的传道人。

改革的层面：相比传统教会模式，中国家庭教会回归初代教会的模式更加容易

另外，我最后想谈谈传道人薪水制度与带职事奉的问题。一些海外牧者提出在中国家庭教会建立针对牧者的薪水制度，但在我看来，中国家庭教会牧者无薪制根深蒂固，不是说改就改的，恐怕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家教会的本身也是无薪制的，因为家教会本身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在薪水制度方面，家庭教会与家教会的情况是一致的。

此外，中国家庭教会近几十年亦一直延续牧者带职事奉的传统，而家教会亦鼓励信徒带职事奉。因此，在带职事奉的立场，双方亦不谋而合。我觉得带职事奉是该大力提倡的，即便有信徒下定决心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我亦建议他们先带职事奉一段时间，再去神学院。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第一，神学生有社会上的历练，才能真正体会民间疾苦，更好牧养弟兄姊妹。其次，神学生、传道人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牧养上更加独立自主，不必受教会制度的约束，完全委身于神的服事，跟从祂的带领。

因此，倘若中国家庭教会运用家教会的模式，就不必经历薪水制度与带职事奉改革所带来的镇痛，大可沿著以往传统的方向发展。但倘若中国家庭教会选择西方传统教会模式（薪水制度、建教堂、神职人员）去发展，就势必引发更多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打乱自己成长的步伐。

总之，就传统教会和初代教会所盛行的家教会两种模式而言，在中国家庭教会运用家教会的模式更为容易，而且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顺应中国教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盼望该文能成为广大中国家庭教会同工以及弟兄姊妹的一个重要提醒——中国家庭教会不要走回（礼拜堂和神职人员为中心的）传统教会模式。几十年来，中国家庭教会一直在受管制的情况下发展，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神的美意啊！对于外界的管制，虽然家庭教会在主观上会感到不情愿，但这反而迫使家庭教会在类似初代教会的模式下运作！从今天家庭教会复兴的景象来看，初代教会的模式是促进教会快速增殖、健康发展的好模式。如今，中国家庭教会若要突破各样的挑战，就必须先冷静下来，回归圣经，从初代教会的模式中寻求答案。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家教会模式是超文化、超宗派的，因此它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亦适合于各个地区的教会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亦有责任把家教会的模式传给那些未得之民。众所周知，中国教会不是福音传播的终点，终极目标是耶路撒冷，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重任落在中国基督徒的肩上。为此，我鼓励今天的中国信徒在把福音传给中东地区的同时，亦把家教会的模式带到当地，让福音的种子借著家教会遍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盛的果实，迎来主耶稣的再来。


作者按：倘若您认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恳请您亦把它转给他人。本文特通过基督日报刊载，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1]David Garrison著，《教会繁殖运动》（台湾：天恩，2010年）33页。
[注2]David Garrison著，《教会繁殖运动》（台湾：天恩，2010年）142、158-159页。
[注3]基督日报，《专访杨彰兴医师：家教会常见问题解答（二）》。
[注4]林荣洪著，《王明道与中国教会》（香港：中神，1982年）55、224页。
[注5]林荣洪著，《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香港：中神，1985年）144页。
[注6]宋尚节著，《宋尚节全集之我的见证》（台湾：大光，1988年）92-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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