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中共建国后，一直希望扩大三自革新运动的代表性，争取更多教会人士参加。部分教会领袖审时度势，出于保存实力及空间考虑，决定与中共合作。但革新运动仍面对不少教内阻力。其中王明道坚决为了"信仰"缘故，不参加三自（后来再成为公开反三自）。在党国定下的"大团结"硬任务下，统战部、革新派千方百计地要争取王明道。一方面派人到其教会内，搜集王的"反动"言行报告；另方面，又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希望王屈服（甚至有些不喜欢王的教会人士也要放下身段去游说王）。1954年7月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就是最后争取王的机会。但王明道仍拒不参加，争取王明道的任务失败了。
1955年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将王明道等属灵派与三自的斗争，定性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是"反革命反子""有意识地利用宗教信仰与宗教矛盾，企图用一层『宗教』的迷雾，把政治问题掩藏起来，以蒙蔽群众"。因此，定下了"分化、削弱、打击"的工作方针，具体而言，是"挖根"，争取及发动其教徒群众；同时争取其中的"善良分子"向政府靠拢；最后打击其反动言行，"抓住其政治性反动言论"。习仲勋（习近平父亲）在会上，明确了"分化上层、打击反动分子，争取善良分子"的策略，借此促成对方的"分化"，并"专门打击王明道"。7月《天风》发表〈加强团结，明辨是非〉的社论，点名批判王明道。同时，北京开高校开展控诉王明道的运动。8月8日凌晨，王明道被捕。全国教会展开声讨王明道的基督教反革命集团。（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笔者曾撰〈革命时代的反革命：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始末考〉，《中研院近史所集刊》，期67；另《王明道的最后自白〉（香港：2013））
重温历史，可见中共的统战手段，从来是"团结"与"斗争"并重，再视乎不同的政治形势及需要，调整其中"团结"及"斗争"的比重。
泛民否定政改，像当年王明道及他影响的"属灵派"不参加三自一样，破坏了中共定下的爱国政治任务。是次政改跟以前不同，反对者被定性为反一国两制，不爱国爱港。
雨伞运动是香港公民社会向北京说"不"的展现，再由泛民否决政改，正式以体制（立法会表决）方法，为抗争划上阶段性的句号。中央会重新评估香港形势，为后政改的对港政策订下方针。一如既往，中央不会放弃"分化"泛民（如同当年分化属灵派），锁定死硬反对派，予以最大打击，同时继续争取其中部分"善良"的泛民靠拢中央，借此削弱泛民。但是次表决结果，中央对"泛民"不同成员的政治属性评估如何？总的来说，一定会扩大斗争面及比重，藉更大的"斗争"促成"团结"。
后政改的香港政局如何发展？其中的关键仍是中央的取态。事件由始至终是政治问题。如果中央继续奉行斗争硬路线，像《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表现的杀气，一方面在政治上清算泛民（票债票偿），另方面继续重用周融之流，及甚么"爱字派"，群众斗群众，并争舆论阵地，那香港只会进一步对立及撕裂。
中央仍企图分化香港。我们要作好预备，在一个持续分化，甚至对立的局面中，坚守岗位，巩固公民社会力量，不让强权势力蚕蚀及得逞。别再期望"明君"了！每一次中央领导上台，就期望他是开明改革派，结果是一再失望，然后又想办法为其解释。民主从来不是当权者恩赐的。
如何面对跟自己不同立场的人？当然，要学习扬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但在持续分化及进一步撕裂当下，加上中央及西环的因素，公民社会如何处理矛盾及不同意见，这绝对是极艰难的功课。除了争取公平的选举制度外，也不要忘记公民文化的培育。
民主路，真是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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