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5月4日）102周年，加尔文大学发表研究文章分析五四精神、基督教救国的理想，表示不能仅以中国的仇外心理或西方扩张主义来解释其成败。
英美差会创校 基督教培育新一代救国
加尔文大学亨利基督教与政治研究所发表文章《爱国使命的悲剧讽刺：激进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国新教使命的逆转》，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当时有两条路线发展新中国，基督教与爱国主义救国。
文中指，1920年代后期，韦卓民、赵紫宸等人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第一批中国基督教领袖，积极从事行政管理，教学，写作和会议等工作，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两人仍然继续活跃在国际宣教界，但是在1930年代日本战争进一步破坏了教育任务的稳定性，基督教救国陷入困境。尽管如此，爱国主义仍然是他们追求的永恒主题。
韦卓民为20世纪上半叶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华中大学校长，他综合儒家和基督教文化元素。以拜祖先为例，他认为这既是中国社会文化习俗，也不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两者可以共融调和，试图通过大同的理想世界超越民族隔阂，推动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
他声称，基督教是敏捷和适应性强的宗教，坚持主张基督教高等教育可以拯救中国，培育年轻一代的人格和才智，为新中国所贡献，作为中国基督教传播基督教运动一部分。大学帮助为促进中国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基督教化计划制定政策，他还希望学校将整个国家的生活和思想产生强大持久的影响，以基督教重建中国。
1937年中日爆发战争，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被关闭，迁移到中国内地，从另一条阵线服侍社会，在落后地区学校收留学生保护他们免于战争的影响，将他们的学术水平提升至大学。
基督徒救国落空原由 需全盘思考中国史
当再思五四运动以世俗救国路线与基督徒救国的理想最终落空时，或可归咎于基督徒参与救国，因著对基督教不同的理解，基督教救国也有不同的方案，包括有拯救灵魂为先、改造人格为重、改革社会制度入手、推翻现有制度建立天国等的争论。
另外，文章引述专门研究中国基督教、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贝斯（Daniel Bays）分析，令人遗憾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来自西方的新教徒的传教机会不合时宜。自清末以来，他们一直在寻求儒家传统之外的思想以拯救和加强中国。他们通过商业、军事重建、文化重建和宗教复兴，尝试了各种救国道路。
可惜是社会运动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作用以及跨文化的不协调，传教士及中国本土的信徒领袖在传教项目上，意外地为中国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而最终共产主义将基督教视为西方侵略的工具，传播的自由遭到封杀。因此，回顾五四运动基督教的发展，不能仅以中国的仇外心理或西方扩张主义来解释其成败，需要更全面的解释来思考中国史的知识。
